在间接金融为主的这样一个结构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风险都集中在银行，而且全社会的杠杆率都比较高。
这些都是拉美地区的人口大国。多种原因可以导致对外债务的积累与扩张。
即使考虑到过去半个世纪这些经济体所经历的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通货紧缩，如中国大陆有12年、日本有18年的通货紧缩，其他年份累积通胀的数量级也没有改变。这表明，弗里德曼所说的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仍然是成立的。就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而言，上述这些导致内外债务积累的因素可以说都存在。第三个阶段是1995年至今，通货膨胀率得到明显控制，除1995年为94％和1996年为17％外，之后大部分时间的年度通胀率都保持在一位数，累积通胀率不足7倍。按照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2014》的数据计算，同期同口径衡量的累积通胀率，最高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达到1．73亿亿倍。
20世纪下半叶全球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但仍有不少经济体经历了超乎想象的天文数字般的超级通胀，拖累了发展进程。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有6600万人口，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属于全球最低的行列。积极推动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地区，其地区生产总值、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保持稳定增长。
一方面银行的各项收益受阻，而包括资本成本、资金成本、合规成本等在内的各类经营成本持续上升。从国际通行做法来看，金融（含银行和保险）服务项目的增值税一般都采取减免的方式。因为在这样的格局下，很多的金融活动实际上是脱实就虚自娱自乐。其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在于旧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而经济的新常态与旧常态之间仍存在许多的往复。
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及其带动的资产管理业务的客户类型比较广泛，既包括个人，也包括机构。一体即传统银行业务，两翼中一翼为批发银行业务，类似于国际大银行的公司与投行业务，另一翼为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及其带动的资产管理业务。
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点 第一，经济增速回落。新常态一词首次对外传递出新一代中央领导对中国经济的认识和预判。过去，在旧常态之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两大循环，即：对外，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依靠扩大出口，赚取外汇，然后投资美国国债。要发挥金融控股集团的整体竞争优势，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综合化的全面金融服务，还需强化集团的管控能力，建立全行统一的专业化运营和支持平台，并围绕整体的战略目标，在集团层面实现资本、财务、风险、IT、人力、企业文化等要素的集中管理，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管理，保障战略目标在集团各主体间的清晰传递和有效执行。
汽车、医药等高端制造业占比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速相对稳定。三是从重资产、重资本向轻资产、轻资本的业务结构转变。但是，应该朝哪个方向转型以及如何实现转型，从而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对各家银行都是一个难题。同时，不同的牌照资源要在集团层面进行统筹利用，不同类别的业务要在集团层面进行统筹管理，避免各经营主体自成体系并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
总体上，应本着质价相符的原则，把握好经济金融结构转型的主线，抓住银行经营模式变革的主流，更加妥善地处理银行服务收费等问题。从国际成熟银行业务发展的共性来看，高度重视并重点发展轻资本业务已经成为全球主流银行的共同趋势。
另一方面，需要对各类产品部门进行专业分工，并在此基础上统筹运用整个集团各个产品部门的专业服务能力。培育集团内部紧密协同配合的文化。
转型的路径设计——以兴业银行为例 围绕上述五个转变，各家银行情况有所不同，具体路径可能也有所差异。二是要摈弃旧常态下对银行监管的理念，尤其是新常态下不要把对银行业务的理解局限在存贷领域。以此为背景，银行有必要深入研究经济的新常态和金融的新常态，并积极探寻银行未来的经营转型之道。五是从融资向融智转变，要尽可能开展综合金融服务，提供整套金融解决方案，力争成为客户的影子CFO。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积极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新的规则。由此，一是要以加强功能监管、营造公平环境为导向，按照各类金融产品、金融业务的本质属性和功能，对从事同一类金融业务的各类机构采取统一的监管规则。
具体而言，一方面，不论哪个产品部门，若要为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都必须由客户经理牵头联系和陪同，保持全行一个脸孔面对客户，做到客户关系管理的统一性，避免多头管理。如果营改增只是把原来基于银行营业收入的营业税简单地转为所谓的增值税，很可能会提高银行集团的整体税负水平。
在此，借鉴国际成熟银行的经营实践，结合我国金融业的具体特点，笔者提出以下两个方面思考。过去十多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持续超过10%。
四是从习惯于持有资产至到期的模式向以交易管理资产为主的模式转变，如积极发展代客管理、托管业务等。银行需要重点提升的地方在于，业务模式要从融资驱动型向咨询驱动型转变，摆脱传统银行影子地位，真正回归代客与受托的本质。
但另一方面，对于银行付出努力和成本，同时取得客户满意并产生良好经济效益的金融服务，其合理收费应该支持和鼓励。一是妥善处理集团内部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目前，这两大循环均已面临瓶颈、难以持续，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势在必行。一方面，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将进一步健全完善，互联网金融等新的金融服务业态将加快涌现。
随着业务转型的推进，很多业务需要多个产品部门共同配合完成，业务的利益由各部门共享，任何单个部门都不可能独立完成所有的业务流程。具体而言，在轻资本、高效率的转型导向之下，银行应着力实现以下五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充当社会信用中介、资金中介向充当信息中介、资本中介的角色进行转变。
三是加强审慎监管，一方面要求银行的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要求金融活动更加透明、规范。从整个金融业来看，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7%～8%，而金融行业的增速却保持20%～30%，这显然不尽合理，也不可持续。
可见，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作为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也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新常态。这主要是因为对组成大量金融活动的复杂中间业务，其逐笔交易的税基很难评定。
以能源、原材料产业为主的地区，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基于经济与金融这一基本关系，从经济的新常态到金融的新常态，不仅有其特定的发展过程和演进逻辑，也必将给包括银行在内的各微观主体带来深远的影响。近一两年来，增速已经开始明显回落，尤其是2012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GDP增速一直保持在七上八下的水平，进入一个较平稳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从经济的新常态到金融的新常态 总体而言，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呈现为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
另一方面，伴随着产业结构与行业结构的明显分化，各区域的增长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未来，随着经济潜在增长区间的进一步下移，宏观经济不可能再像前些年那样高速增长，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作为经济的一种新常态，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将主要源于深化改革所形成的内生动力，从而确保经济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对金融企业的税制设计应遵循新常态下的基本原则 新常态之下，为促进银行的经营转型，对金融企业的税制设计应把握三个基本原则：一要着眼于经济与金融的逻辑关系，二要符合经济金融改革的基本方向，三要尊重银行的行业特点和发展规律。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银行业营改增为例，在具体税制设计上，建议对于符合银行转型发展要求的市场化、交易型的业务等，给予适当的税收支持。
